高文润与高文生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津民终1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文润。
    委托代理人高远,天津众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春虎,天津众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文生。
    委托代理人张维涛,天津日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文润因与被上诉人高文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三初字第0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文润的委托代理人高远、张春虎,被上诉人高文生的委托代理人张维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5月31日,高文生与高文润签署买断协议一份,约定高文生作为天津市智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迪公司)、天津港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将其两公司名下的房产转让于高文润买断销售,其中港宁公司的为20800000元,智迪公司的为22601655元。智迪公司散房共计5022.59平方米,转让价格为4500元/平方米。
      
    2009年6月13日,高文生与高文润的授权代表田增荣签署了转让协议,约定高文生将智迪公司全部股权、经营权、债权债务、未尽事宜,一并转让给高文润,同时将上述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高文润;涉及房屋的收益按双方2009年5月31日的买断协议执行等内容。
      
    2010年3月8日,高文生与高文润签署补充协议书,约定基于2009年5月31日及6月13日协议约定,确认高文润欠高文生43204200元,于2010年12月31日前支付;高文生奔驰轿车一辆,高文润于2010年8月1日归还,逾期不归还折价2000000元,于2010年12月1日前支付;逾期支付,高文润每延误一天按当月应付款的1%支付违约金,到月末不能支付的,高文润按当月应支付金额的一倍支付违约金。
      
    2011年7月2日,高文生与高文润签署关于港宁西路1号(会馆)交易完成后款项分配问题的补充协议,约定鉴于高文生目前的状况,并依据双方2009年6月签署的智迪公司、港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最后欠高文生590049元。
      
    2011年9月15日,智迪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全权办理南开区竹华里港宁西路1号,房屋交易,产权变更、转移及公司股权分配等事宜。
      
    2011年12月27日,高文生与智迪公司就有关问题签订《关于港宁公司高文生与智迪公司、田增荣、高文润、就有关问题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2011年12月27日补充协议),约定根据高文生、高文润于2010年3月8日签署的补充协议内容,截至今日高文润欠高文生为:原欠款4320.42万元,已付6500000元,欠36704200元;到期未归还奔驰车作价200万元;上述授权委托书作为该协议的附件一附后。
      
    2013年8月14日,高文生与高文润就华苑新城商业中心的相关事宜达成一揽子协议,约定高文生负责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的撤诉工作,高文润负责向公安机关解除刑事案件的全部工作等内容。
      
    2013年8月16日,高文生与高文润就华苑新城商业中心、港宁西路一号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高文生负责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的撤诉工作;高文润负责向公安机关解除刑事案件的全部工作。
      
    2013年8月22日,高文生与高文润就华苑新城商业中心、港宁西路一号民事判决书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双方不再执行关于此案的判决,双方已和解,双方不再追究任何责任;高文润自行办理撤销上诉高院的上诉申请事宜。
      
    另查,港宁公司曾起诉高文润,要求判令其支付买断销售款1419余万元,原审法院(2012)一中园初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港宁公司部分诉讼请求。高文润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以(2013)津高民一终字第006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案。后港宁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认为二审调解书所依据的一揽子协议系在受胁迫之下所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以(2014)民申字第179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港宁公司的再审申请。
      
    再查,高文生曾就与本案相同事由在原审法院起诉高文润,诉讼中,高文生以双方已庭外和解为由撤回起诉,并经原审法院(2012)一中民三初字第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
      
    原审法院认为,高文生与高文润签署的买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依法确认其合法有效。当事人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于所转让智迪公司的股权对价即为买断协议中售房价款(智迪公司部分)之事实均无异议,故确认高文润应向高文生支付智迪公司的股权对价款为22601655元。高文生自认高文润已付款6500000元,高文润对该事实亦已认可,故应从高文润应付款中减除。当事人双方就与智迪公司售房款有关的众多补充协议中,从时间顺序来看,最后一个协议即为2011年12月27日高文生与智迪公司就有关问题的补充协议,该协议中再次明确高文润欠高文生:"原欠款4320.42元,已付650万元,欠36704200元;到期未归还奔驰车作价200万元"等事实,其中减除港宁公司的20800000元,高文润尚欠高文生15904200元。另,高文生主张的车款2000000元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在2010年3月8日以及2011年12月27日的补充协议中均有约定,高文润未在约定时间内返还车辆,应以其认可的2000000元作价,支付给高文生。另,高文生主张违约金应按照2010年3月8日补充协议的约定,按当月应支付金额的一倍支付违约金。鉴于高文润已构成违约,理应支付违约金。但当事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按应付款的一倍计付属于明显过高,依据我国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公平原则,确定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为宜。
      
    高文润抗辩称双方曾在2011年7月2日协议中约定了高文润仅欠高文生590049元,但在该协议中当事人双方除了约定智迪公司的销售款的欠付数额外,还约定了其他给付事项,故高文润主张在该协议中仅欠高文生590049元证据不足。双方在其后的2011年12月27日就本案相关销售款的约定效力从优,应予确认。
      
    高文润抗辩称双方分别于2013年8月16日及2013年8月22日形成的和解协议,均已证明高文润不再欠付高文生任何款项。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上述两次和解中,放弃的均为正在行使的诉讼权利,不影响高文生再次提起诉讼主张其民事权利。故高文润的该抗辩不能成立。
      
    高文润认为双方在2010年3月8日对返还车辆约定之时,该车辆并不在高文润之手,且已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故其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对此,高文润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高文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诉讼中,高文润放弃对诉讼时效之抗辩。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1、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高文润向高文生支付股权对价余款15904200元及车辆作价款2000000元,共计17904200元;2、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高文润向高文生支付违约金,自2010年12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179042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3、驳回高文生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0842元,由高文生负担100000元,由高文润负担120842元。
      
    高文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高文生要求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1790.42万元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高文生承担。主要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以与高文生于2011年12月27日补充协议为依据,认定高文润欠高文生股权转让款15904200元,另欠到期未归还奔驰车作价200万元事实错误。首先,高文润未委托代为签订该协议,该协议系私自与高文生签订的,对高文润没有约束力。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园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否认了该协议的效力。因此,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其次,高文润与高文生之间已不存在欠款。鉴于与高文生2011年12月27日协议无效,双方最终的协议应为2013年8月22日的和解协议,根据该和解协议高文生认可高文润已不存在欠款,即已经放弃继续诉讼的权利。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7月2日的补充协议,约定智迪公司的销售款的欠付数额以外的其它事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而原审判决认定高文润依据该补充协议,主张其仅欠高文生59万元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3、关于高文生主张高文润支付车辆作价款问题,双方于2010年3月8日对返还车辆进行约定时,该车辆实际已被南开区人民法院采取执行保全措施,高文润从未占有过该车辆。因此,不承担返还该车辆的义务。
      
    被上诉人高文生答辩称:1、关于高文润主张其未委托代为签订有关补充协议与事实不符。高文润委托其外甥与高文生就股权转让相关事宜进行谈判,并代表高文润与高文生签订一系列的补充协议,包括2011年12月27日的补充协议。此事实,有天津市公安经侦总队询问笔录及高文润签署给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为证。且高文润在原审中认可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只是称无权凭该授权委托书与高文生签署协议。2、关于高文润主张根据2013年8月22日的和解协议,高文生认可高文润不存在欠款与事实不符。该协议是高文润恶意对高文生进行刑事控告后,高文生迫于压力与高文润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只是约定高文生就相关民事案件进行撤诉,并未放弃实体权利。该协议中没有高文生认可高文润不存在欠款的表述。3、关于奔驰车作价款200万元的事实。根据2010年3月8日高文生于高文润签署的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甲方奔驰车一辆,乙方于2010年8月1日前送还甲方,逾期未还该车折价200万元。"也就是说车辆处于高文润控制之下,高文润应提供向高文生送还该车辆的相关交接手续,但其未提交该类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文生为转让智迪公司、港宁公司的房产、股权与高文润签订了买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嗣后,双方及其委托代理人相继签订一系补充协议,双方对其中协议的效力或内容发生争执,在原审判决后,高文润在上诉中对如下相关协议的效力或内容仍持有异议,本院逐一进行评判。
      
    第一,关于2011年12月27日补充协议效力问题。基于智迪公司、田增荣、高文润于2011年9月15日书面委托智迪公司总经理,全权办理南开区竹华里港宁西路1号房产交易,产权变更、转移,及公司股权分配等相关事宜。2011年12月27日代表高文润与高文生签订补充协议,确认了双方之间因房产、股权转让发生并存在的债权债务。在高文润的委托权限内与高文生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代理行为不属于无效的情形。高文润主张该补充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的理由与法有悖,本院不予支持。
      
    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园初字第4号案件,系高文润依据高文生2011年7月25日出具的凭证提起诉讼,故2011年12月27日补充协议所涉争议,不属于该案的审理范围。且该判决对补充协议所作认定与本案查明的事实明显存在冲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第二,关于高文生与高文润于2013年8月22日签订的和解协议的证明内容问题。该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针对有关生效判决书的执行问题和有关上诉案件的撤诉问题进行的约定,而对于高文润未及时履行合同义务所欠的房产、股权款项,高文生没有放弃的意思表示。故原审认为高文生放弃的均为正在行使的诉讼权利,不影响高文生再次提起诉讼主张其民事权利的理由,并无不妥。
      
    第三,关于双方2011年7月2日协议中高文润仅欠高文生590049元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智迪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为22601655元,高文润已付款6500000元,结合2011年12月27日补充协议"原欠款4320.42万元,已付650万元,欠3670.42万元;奔驰车作价200万元"的数额,再减去港宁公司的20800000元,高文润尚欠高文生15904200元。诉讼至今,高文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以往付款的数额多于本案认定的数额。且2011年7月2日的协议中除了约定智迪公司的销售款的欠付数额外,还约定了其他给付事项,同时由于2011年12月27日的协议时间在此之后,在前后两份协议的内容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时间在后的协议正确。故高文润主张欠款590049元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四,关于高文润是否应支付奔驰车辆作价款200万元的问题。原审期间,高文润主张双方在2010年3月8日约定返还奔驰车辆时,已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高文润并没有控制该车辆,但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二审期间,高文润对该项主张仍不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20842元,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25元,由高文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郝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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